但是，這一階段的改革，無論身在其中者還是外部的觀察者，都稱其“換湯不換藥”。

陳家山礦難期間，記者來到地處陜西省銅川市老城區的銅川礦務局。走進五層高的暗黃色辦公樓，一眼望到灰色墻面上刷著的“2004年全局工作目標任務”，紅字殷殷，異常醒目。通風科、監察科、調度科，機構和職能的設置，依舊昭示著計劃經濟時代的作風。“和十年前比基本沒有變化。”一位礦務局老職工對記者說。

截至2003年底，全國已有66家原中央財政煤炭企業改為公司制企業，占總數的78.6%；15家煤炭企業通過改制陸續上市，在海內外融資130多億元人民幣。

但在2003年12月19日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改革與發展大會上，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濮洪九的評價是：“企業經營機制未實現根本性轉變。部分國有企業未進行公司制改造，已經改制的也大多是國有獨資公司。上市公司產權結構不盡合理。企業未形成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運行機制�！�三項制度’改革進展不大，企業管理比較粗放，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損失浪費比較嚴重。”

“這些年煤炭行業的所謂改革，基本上就是把礦務局的牌子變成煤業集團，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錢平凡評論說：“沒有資本和產權流動，這樣的改革不能稱其為改革，企業根本沒有市場化�！�

資源壟斷

礦山資源的低價購買和行政性占有，意味著該行業是資源壟斷性行業，而非充分競爭性行業

中國小煤窯曾被譽為“遍地開花”，但大的煤炭企業依舊全部被國有資本掌控。2003年我國煤炭總產量為17.36億噸，其中，原國有煤礦產量為11.2億噸，占了總產量的64%。

應該說，在政策層面上，中國并沒有明文限制外來資本進入煤炭行業。早在1983年11月6日，煤炭部發布《關于積極支持群眾辦礦的通知》，政府開始允許私人從事采煤業。199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除特種、稀有煤種需由中方控股或占主導地位，煤炭開采與洗選行業屬鼓勵外商投資的產業。

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煤炭行業經歷了長年的市場低迷，但外部資本對進入這個行業仍不乏興趣。中國地質礦產經濟學會理事長張文駒告訴記者：“我知道很多民營資本還是想進入煤炭行業的，可他們就是進不去�！�

“煤炭是基礎性能源，誰不知道這是一個好東西？像山西60%的小煤礦都被溫州人買掉了，大的他們買不到�！币晃煌顿Y界人士說。

與此相對的，是國有煤炭企業的門難以對非國有資本打開。大平煤礦所在的鄭州煤電上市時，只有鄭煤集團一家發起人，持有73.33%國有股直至今日。

2004年6月6日，北京房山區發生坍冒事故、十人遇難的大安山煤礦，是北京昊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干礦。昊華能源是2002年12月31日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北京京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公司、首鋼總公司、五礦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科學研究總院共同發起。在這些企事業單位中，資產的性質也基本屬于國有。

為什么現實中，國有煤炭企業不能像其他行業一樣，通過外部資本進入對企業機制改弦更張？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員會副秘書長岳福斌認為，資源被國家壟斷，是煤炭行業體制方面存在問題的關鍵。

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煤炭資源基本上通過行政方式劃撥給國有煤炭企業開采。煤炭資源的非市場化，造成了行業的困境；其突出表現為煤炭產品的成本中資源的成本被低估，煤炭資源不能按市場機制進行有效配置，國有煤炭企業的市場份額過高，行業處于一種低水平競爭態勢。在這種情況下，國有煤炭企業改制幾乎難以進行。

盡管國企占據煤炭的資源優勢，但資源基本屬無償或低價獲得，因此，在這樣的礦業權市場格局下，一些小煤窯同樣只需不多的投資即可打井采煤，這為其“遍地開花”大開方便之門。小煤窯為了更多獲利，進行原始粗放式開采，煤炭采出率很低，浪費了大量煤炭資源，也造成一段時間里安全事故激增。

為了扭轉時局，1986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開始施行，明確資源有償使用的原則。1992年，國家決定放開國有重點煤礦統配價格，取消計劃經濟年代對煤炭行業實行的政策性補貼。到1994年7月，除電煤價格，其余品種煤炭價格都已經放開。同年，國家對采礦資源稅進行改革，開始征收煤炭的資源稅，大約為每噸0.3元-5元。

1996年，借鑒市場經濟國家通行做法，中國認定“礦產資源屬國家所有，實行有償開采”，開始進行礦業權市場化的努力；首先修改了《礦產資源法》，繼而《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等配套法規出臺，礦業權流轉開始提上議程。(參見輔文《改革開放后中國煤礦體制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