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運動式減碳，經濟政策制定與執行應具有系統思維和周期思維，在多目標下實現平衡。

　　最近，各地大面積停電不斷刷屏。此前，在“運動式”去產能、減碳和環保風暴下，我們對于大宗商品漲價、電力短缺早有預期，并且不斷呼吁、反復提示：如果去產能和環保“一刀切”做法不及時糾正，那么大宗商品漲價則不可避免。

　　由于早有預期，對于近期各地的停電新聞，我一開始并不是很在意，但很快微信上各種圖片、文章鋪天蓋地，嚴重程度超過預期，比如紅綠燈因停電而停擺，比如家中停水停電，居民沒法做飯、洗澡、上網課等。更有極端的情況，比如出現因排氣扇停擺而煤氣中毒的、孕婦被迫爬二十幾層樓的，甚至有企業因限電而出現煤氣泄漏和中毒的狀況。情況之嚴重，超出常識的范疇。

　　輿論進行了各種揣測和解讀，實際上，這次大面積停電，就是各方面的扭曲和失衡的一次集中爆發，沒有那么多布局落子間的“談笑風生”和瀟灑寫意。

　　那么，這次集中爆發的背后存在哪些扭曲和失衡呢？未來如何演進？有無好的解決方案？

　　中期視角：去產能接近完成歷史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早是在2015年底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當時，我國上游行業產能過剩情況十分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刻。如何解決面臨兩種選擇，是按傳統方法，進一步刺激需求消化過剩產能；還是通過供給側去產能，來實現供求平衡？中央選擇了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通過“三去一降一補”組合拳，化解當時經濟困境。

　　過去數年，去產能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和抓手。工業主管部門確定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玻璃等幾大產能過剩重點行業，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給出每年壓縮產能的具體任務和指標。經過數年努力，我國鋼鐵行業壓縮產能累計達到1.5億噸，煤炭行業退出落后產能超過10億噸，電解鋁落后產能淘汰近500萬噸，超額完成“十三五”任務，絕大部分產能過剩行業“過剩”狀況得到實質性改善，部分大宗商品供過于求的狀況得到根本緩解，基本處于供求平衡的狀態，如煤炭行業產能利用率接近100%（圖1），電解鋁行業產能利用率從2016年1月份最低時的77.8%，上升到當前的94%（圖2）。疫情前去產能工作取得了實質性勝利，歷史任務基本完成。

　　短期需求：疫情大幅加劇了波動

　　去年以來，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原有的需求節奏，疫情前后需求出現巨大波動。疫情暴發之初，需求下臺階，造成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原油等短期合約甚至一度為負；但隨后在供應鏈斷裂、被壓抑的需求迸發、流動性泛濫等因素作用下，整體經濟包括消費、投資、進出口等均出現了V形反轉，使大宗商品需求短期內急劇釋放。

　　受益于科學防疫，我國供應鏈率先復蘇，導致我國出口表現得更為強勢，搶走了部分海外份額，至今年下半年勢頭依然未減。8月出口金額創近年來新高，中國貨物出口金額占世界比重也在不斷抬升（圖3）。

隨著國外主要經濟體經濟的復蘇和疫情的反復，全球進口依舊旺盛，從高頻的集裝箱出口運價指數看，9月寧波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繼續上行，表明出口依然面臨有力支撐（圖：4）。

　　在出口和工業生產高景氣下，我國發電量也呈現明顯的V形反彈的態勢，發電量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最低的-8%，快速攀升至今年初最高的19.5%，至今仍有11.3%的漲幅（圖5）。用電需求的暴跌和暴漲，既加劇了動力煤價格的暴漲，也加劇了對電網的沖擊，使電力階段性短缺具有一定必然性。

　　短期供給：多因素疊加，供給剛性大幅增強

　　去產能。盡管如我們前面提及的，中期內去產能已經取得實質性勝利，應該適時調整方向、力度和節奏，但調整仍有滯后，存在巨大的慣性。年初政府部門對今年的經濟復蘇預計不足，制定的大宗商品的消費和生產指標比較保守。結果上半年，鋼鐵、煤炭、電解鋁和電力等大多出現兩位數的增長，于是年中一些地方經濟部門為了完成年初的目標，不得不在下半年大幅壓縮大宗商品產量，結果使得供需缺口顯著擴大，為大宗商品暴漲“火上澆油”。

　　環保和安全生產。建設綠色中國，層層加碼，變成地方考核指標后，就會變成沒有任何彈性的硬杠桿和“高壓線”。再加上地方之間的激烈競爭，一旦環保排名倒數，輕則主要負責人誡勉談話，重則下臺。在這種硬約束下，各級地方政府將環保置于增長之上，環保限產始終處于高壓狀態。比如，一季度末，北方某鋼鐵重鎮發布鋼企限產最新措施，全市全流程鋼鐵企業3月20日至12月31日減排比例達到30%~50%，導致其高爐開工率遠低于全國62%的水平。

　　安全生產是能源企業的另一個“緊箍咒”。今年以來，發改委等職能部門已經在督促部分地方增產、滿產，但由于生產安全“高壓線”存在，企業不肯“超額”生產，因為一旦出現安全事故，負責人將面臨刑事責任。

　　碳中和/碳達峰。碳中和是國家對國際社會做出的莊嚴承諾，具有戰略意義。正因為如此，很多地方把它放在“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尤其在能耗雙控方面，更是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哪怕停工停產，都必須要完成。如前面所提，由于上半年經濟需求不錯，導致能耗總量上升，部分省份（比如廣東、廣西、江蘇等）能耗雙控完成難度加大，遭到有關方面約談，導致接下來的一刀切，比如最近江浙地區的工業企業大面積“斷電”。正是看到這種“運動式減碳”的危險苗頭，中央在二季度宏觀形勢研判會議上提出，不搞運動式減碳。但在強大的慣性和考核硬約束下，運動式減碳沒有得到及時控制。

　　疫情。疫情對供給的沖擊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方面，由于供應鏈的破壞，導致海外大宗商品漲幅比國內更大，加劇了抑制大宗商品價格工作的難度，因為一旦國內打壓得厲害，企業就會通過出口進行“套利”（圖8）。比如美國螺紋鋼價格超過了國內，而且價差有擴大趨勢；再比如，紐卡斯爾動力煤價格超過180美元/噸，合人民幣突破1200元/噸。另一方面，由于人流、物流和貨船短缺等限制，我國自海外進口大宗商品也受到一定影響。比如1~8月份，我國從蒙古進口動力煤僅110萬噸，比去年同期下降20%，如果四季度不能如期出現放量，那么全年進口將大幅下降（圖10）。

　　煤電產業博弈。煤炭目前是市場化定價，但電價仍控制在有關部門手里，沒有完全市場化。煤炭價格暴漲的情況下，煤炭發電已經出現了虧損。據測算，在動力煤達到1000元/噸的情況下，電廠發電每度虧損已經達到0.12元，最新的動力煤價格已經達到1468元/噸，最新虧損會大幅增加。這種情況下，電廠缺乏全力發電的內生性動力，缺乏采購高價煤的動力，行政命令可以強壓，但大家只會應付了事。

　　其他因素。中國自國外進口的煤炭和動力煤下降，在供需格局接近平衡的情況下，這確實放大了供給彈性。國內方面，很多煤炭大省加大反腐力度，倒查好多年，而能源行業歷來是腐敗重災區，這對煤炭行業的的風險偏好有一定抑制。

　　解決方案：落實中央精神，尊重市場規律，釋放供給彈性

　　不能以犧牲發展來做碳中和。雙碳戰略是無比正確的，是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助推器。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以犧牲發展和社會生活質量來減碳。我國人均能耗仍處于世界較低水平，工業化尚未完成，隨著經濟的發展，未來一定時間內，能耗總量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顧實際，設定“過高”的能耗總量上限，可能會大幅抑制潛在增速，造成經濟扭曲和失衡。建議將能耗總量考核，改成扣除綠色能耗后的指標，這樣可以通過大力發展綠色能源，來拓展增長空間。同時，不能簡單地把碳中和理解為“非煤化”，以防止在沒有再生能源補充的情況下，造成煤炭供給過快下降。

　　不搞運動式減碳，經濟政策制定與執行應具有系統思維和周期思維，在多目標下實現平衡。早在7月份，中央就發現了各地減碳的“過熱”苗頭，提出不搞運動式減碳，體現了頂層設計的高瞻遠矚。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政策制定部門應該加強協調，比如有的部門負責去產能，有的部門負責抑制大宗商品價格，有的部門負責綠色能源建設，有的部門負責環保，有的部門負責安全生產。每一個任務都極具合理性和正確性，但如果不注意部門間的協調，都強調本部門的政策“高壓線”，政策執行缺乏彈性，地方執行過程中一動就會觸及高壓線，其結果就是捆住了手腳。因此，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應該具有系統思維、周期思維，尊重經濟規律，在多目標下實現平衡，這也是真正考驗施政水平的地方。

　　取消不合理的政策限制，釋放供給彈性，尊重市場資源配置作用。歷史一再表明，計劃和有形之手干預過多，或力量過大，就一定會造成短缺。近期大面積的斷電，只是這個規律的又一次上演。中央反復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在上游和能源領域，由于各種政策限制，供給曲線日益“剛性化”，市場在調節供需方面出現了失靈，也是價格暴漲的根源。實際上，我國無論是鋼鐵、煤炭，還是其他大宗商品產能，整體仍然是充裕的，只要充分釋放供給彈性，尊重市場規律，那么應該能夠避免如此猛烈的上漲。

　　（作者系華興資本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