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計劃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在國家資源汲取能力極強的“九四體制”下，作為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觀指導性規劃，“十二五”規劃將直接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戰略走向。從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決議來看，“十二五”規劃將直接驅動中國國家發展戰略在未來五年發生大轉型，并引發中國外交的轉型。

轉型之一：過去30年來，我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在推動出口逐年增長的同時，也令中國日益產生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在鋼鐵、水泥、建材、風能等領域都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如不盡快調整，片面依賴出口導向型戰略，中國外交將面臨國際范圍內防不勝防的保護主義反制措施，甚至引發嚴重的外交爭端和國際關系動蕩，最終損及中國的國家利益。

因此，“十二五”規劃將發展重點從推動出口增長的戰略逐步轉變為拉動內需增長的戰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成為戰略主攻方向。尤其是“十二五”規劃著力在戰略上統籌搭配好匯率、利率、準備金率等各種政策工具，將擴內需、調結構和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為實現今后二十年戰略機遇期的發展創造條件。

轉型之二：國際金融危機一下子改變了中國在國際上的位次，凸顯了可能多年以后中國才會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時至今日，中國現象和中國模式引人關注，中國未來令人羨慕。即使中國繼續保持韜光養晦的低調姿態，也難以遮蔽中國外交的光芒了。

在戰略全局上，中國已經從“戰略機遇期”提前進入了“戰略選擇期”，中國需要轉變戰略模糊的方針，在一系列戰略問題上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逐步確立地位和身份改變后的戰略布局，以適應其國際地位結構轉換的新現實。

經過金融危機和各種突發事件的考驗，很多人已認識到，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因此，“十二五”規劃所透露出的一個重要信息是，它不再強調未來藍圖的理想規劃和戰略目標，而是強調具有操作性的策略手段，強調實現戰略目標的具體途徑和方法，強調實戰性的戰略思維創新。比如，加快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在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創新公共服務體制等方面將有一系列大動作。

轉型之三：近代歷史以來，在西方崛起和力量向全世界擴張的浪潮下，中國備受屈辱的經歷塑造了一種受難者的自強心理。從走革命道路實現民族獨立到建設新中國，實現國家繁榮富強成為中國發展的首要使命。自1953年以來，以往的十一個規劃都可歸結為“追求國強”。甚至每當有不同意見產生時，實現國強，防止挨打，便成為壓倒追求其他目標強有力的武器。

然而，全球金融危機一下子把中國置于前所未有的國際政治中心地帶，中國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一些別有用心的戰略人士甚至開始散布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等言論。不過，相比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中國國內民眾的富裕程度并沒有中國的GDP和外匯儲備增長得快，按照聯合國的貧困標準，中國至少還有一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中國的人均GDP與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中國整體的現代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這一國外與國內的反差，迫切要求“十二五”規劃將戰略重心從追求國家繁榮富強轉向人民共同富裕，通過不斷推動民富為國強注入新的活力，唯有從根本上提升全體國民的富裕程度和總體素質，中國長期繁榮富強才能永葆生機。

轉型之四：中國經濟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特別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形成的“九四體制”讓中國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急劇提升，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09年的國慶閱兵，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中國的舉國體制所釋放出的顯赫國力令全世界矚目，中國綜合國力已經步入大國時代。

與此同時，中國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落差以及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壓力，這些發展過程中積聚的矛盾趨于尖銳，中國發展越來越更多受制于自身耗散性結構壓力。顯然，“十二五”規劃將更多地從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尋找發展動力，而非像此前那樣更多地尋求來自外部的發展動力，關注的焦點越來越趨于淡化總量增長，強化結構優化，為日益激烈的國際戰略競爭夯實自身基礎。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