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一五”末，我國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標還有不到四個月就要面臨“終考”了。實現這一目標不僅是完成一項承諾，更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強制限產限電等掐斷供給的方法來突擊降低能耗。但是，要長效實現能耗下降，關鍵是要在需求側下工夫，在合適的環保、土地、金融與財稅等多方面的政策引導下，依靠完善的市場體系來建立長效的節能降耗機制。

        “十一五”前四年，全國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5.6%，而今年上半年，隨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全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令下半年的節能降耗任務更加艱巨。面對可能無法完成的能耗考核任務，多省區對鋼鐵、水泥等高耗能行業進行限電限產，以“砍掉”高能耗尾巴的方式來實現能耗降低，但“臨時抱佛腳”，能從根子上扭轉“減排”嗎？ 這樣做，即便實現了“十一五”節能目標，一旦考核期過去，能耗仍有反彈可能。

        “十一五”節能降耗目標如果要以這種手段來完成，非常值得反省。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進度過慢是導致能耗難以降低的主因。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依賴工業，資金密集、勞動密集的工業項目既能給地方帶來高額投資，拉動GDP增長，又能解決就業，久而久之成為地方經濟增長難戒的“癮”。但隨著資源環境惡化，傳統的工業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到2020年，我國還將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屆時要想讓今天的“臨陣磨槍”不再重演，未來十年，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采用市場手段來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包括提高資源價格、征收資源稅、提高排污費、污水處理費、限制污染物排放等，將傳統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建立排放交易等制度，使主動節能減排者有收益、有獎勵。

        在產業結構調整上，過去幾年我國一直倚重技術升級的模式，目前來看，這一模式已經遇到瓶頸。短期內我國部分領域的能效技術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一些工業部門的技術提升空間有限。比如，在火電行業，由于大量小火電機組被關，本來由小火電承擔的調峰功能落到超臨界的大機組身上，而這些大機組的特點是穩定運行時能耗較低，而充當調峰角色，在頻繁調整中煤耗增加，反而起不到節能降耗的作用。

        在推進節能減排過程中，對市場機制的應用不夠，也導致一些節能產品的推廣遭遇尷尬。有一則公益廣告稱，如果將全國的白熾燈都換成節能燈，全國一年節約的電量相當于一個三峽工程所發電量。但離開政府補貼，節能燈乏人問津。雖然政府補貼能起到推廣節能產品的作用，卻不可能通過補貼來實現節能燈全面替代白熾燈。

        因此，只有通過將能源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還原能源的真實價格，才能長效地使所有的經濟參與者都感受到節能減排的重要性，動員全社會在需求側下功夫，采用新技術、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管理，減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當然，由于能源在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提高能源價格可能帶來生產、生活成本的提高，這也是長期掣肘我國節能降耗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制度安排上，還需要全面考慮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影響，推出適當的配套措施對能源提價的收益進行二次分配，以補貼因提價受到影響的部分群體。